自序

做科学化儿童教育的研究，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。这些年里，最让我放不下的，不是那些学得好的孩子，而是那些本可以长得更好、却被一点点耽误了的孩子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，并非生在不爱他们的家庭——恰恰相反，他们的父母往往用尽了全力，老师也未必不尽心。可正是这些用尽全力、却用错了方向的努力，把一个个原本生机勃勃的孩子，慢慢推向了厌学、退缩、甚至对自己彻底失望。这种眼睁睁看着爱办成了伤害的痛，是我写这本书最初、也最持久的动力。

研究得越久，我越确信一件让人寝食难安的事：教育从来不是做得好一点和做得差一点的区别，而是既能成全人、也能损害人的两种相反方向。一种教育，能把人扶起来、点亮他；另一种教育，会把人压下去、熄灭他。更要命的是，后一种损害大多是隐性的、累积的、难以逆转的——一个孩子被耽误，往往悄无声息，等显出来，已是多年以后，错过了最该用力的时候。正因为这种损害看不见、来得慢，太多人对它毫无警觉，照着错的方向越使劲、越心安。我没办法只做一个袖手旁观、慢条斯理写论文的研究者，正是因为我看见了这种沉默的损害，每天都在发生。

这些年，我把见到的五花八门的教育问题，一个个往根上追，最后追到了一个共同的源头——灌输。学校以机械的训练和考试灌输，家庭以各式各样的规矩和期待灌输，社会以一阵阵的思潮和焦虑灌输。它们的形态各不相同，干的却是同一件事：绕过孩子本该自己完成的那个理解和建构的过程，把现成的结论、标准的答案、别人的活法，直接塞进他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在教；实际上，这是在替代，在堵塞，在用一时的整齐，换走孩子一生的生长力。我越来越觉得，不把这件事说清楚、不为它找一条出路，别的都是隔靴搔痒。

可出路在哪里？我慢慢明白，所有关于方法的争论——该严还是该松、该管还是该放、报不报班、刷不刷题——背后其实都藏着一个更根本的缺口：我们并不真正理解，一个孩子究竟是怎样成长的。不理解人，再多的方法都是盲目的，对了是撞上的，错了也不知错在哪。于是我把很大一部分功夫，花在了一件看起来不那么实用的事情上：尽我所能，把一个孩子是怎样被一点一滴生成出来的，讲清楚。我始终相信，判断先于教育——先看清一个孩子，再谈怎么教；看不清，就不该轻易动手。

但让我能一直做下去的，不只是这些痛心，更是另一面的笃信：孩子不是定数。我见过太多被判过刑的孩子——被说成天生就笨、注定学不好、这辈子就这样了——在换了一种对待之后，一点点重新亮了起来。那一刻你会明白，先前所谓的天生，多半是被错误的教育反复刻出来的假象。正因为孩子是被生成的，他就永远有被重新生成的可能；正因为损害是人造的，它就一定可以被人改变。这份相信，是我做这一行二十多年，心里始终没有熄灭的那点火，也是这本书真正想传给读者的东西。

把成长讲清楚，需要一套趁手的语言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恰好赶上了人工智能让学习、生成、优化这些词变得家喻户晓的时刻。我试着借这套语言来谈孩子，竟意外地清晰：那些过去只能用天分、悟性、甚至命来打发的事，一旦换成数据、算法、调优来看，立刻变成了可以分析、可以改善的过程。于是有了这本书里的人类模型，有了贯穿始终的调优。但我要在自序里就说一句重话，免得被误解：我借用这套来自机器的语言，绝不是要把孩子也看成机器。这些词是钥匙，是用来打开理解之门的；门后住着的，永远是一个有血有肉、会疼会爱的生命。把孩子当人，是这本书一切论述的底线，一刻也不能丢。

这些年，我一边做研究，一边也在天智上，把这套认识一点点变成能真正帮到具体家庭和老师的东西。我见过太多家长，不是不爱孩子、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手里没有一副可靠的眼光，只能凭本能和焦虑去教，结果好心办了坏事。我总想，要是能把那副眼光，完整地交到他们手里，该多好。这本书，就是我把那套最底层的认识，原原本本写下来的尝试——它是天智这套教育理念的原理书，更是我想郑重交给每一位父母和老师的一份东西。

我不敢说这本书给出了所有答案。教育太复杂，孩子太鲜活，任何想一劳永逸把它说尽的企图，本身就是一种傲慢。这本书一定有它讲得不够、甚至将来需要被修正的地方。我只敢说，它提供了一副我尽力做到可靠的眼光，和一条我尽力讲得通的路——至于它所指的那个方向：从灌输转向理解，从控制转向调优，从盯着结果转向成全一个人，我深信不疑。

说到底，写这本书，与其说是要教谁，不如说是把我二十多年里最想对天下父母和老师讲的话，认认真真地讲一遍。如果它能让哪怕一个孩子，少被耽误一点、多被成全一点，让哪怕一个家庭，少一些焦虑的对抗、多一些清醒的陪伴，那么这些年伏案的功夫，就没有白费。是为序。

徐国银

二0二六年五月于成都天智园